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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不是“评审”出来的 http://www.cemtnet.com.cn 2003年2月17日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，人才是培养出来的，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人才是竞争出来的。人才培养关键是一个“养”字，是一种行政性行为，而人才竞争核心是一个“争”字，是一种市场性行为。综观全世界优秀人才，他们的成长不是培养(义务教育除外)出来的，不是计划出来的，而是不断通过市场选择、优胜劣汰产生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发达国家的人 才可以有测评机构(企业性)，但绝没有什么评审机构，他们的人才战略是对事不对人，能干的人不需要贴标签，不能干的人贴了标签也没什么用处。然而，观察我国的学术队伍成长，我们的高校、研究院所，甚至国家有关部门，似乎不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抓什么，只是沿用计划经济下的评劳模、评典型的做法，试图利用各种名分、身份、座次、头衔来培养人才，搞出了评审学科带头人、评审跨世纪人才，什么百人工程、什么万千百十工程(一万个科研骨干，一千个国内优秀骨干，一百个国际优秀人才，十个国际顶级骨干)，所有这些无不充满计划经济的味道。 笔者不解，什么叫学科带头人？这里的学科是什么含义？是一级学科还是哪一级学科？学术的发展是百家争鸣，需要什么带头人？为什么要对学者分为带头与被带头、头与尾？今日之带头人，明日一定是带头人吗？昨日不是带头人，今日就不可能成为带头人吗？学术界不是经常有黑马现象吗？学术就是学术，不是军队打仗，不是行政系统运作，搞带头人干什么？学者经常是单体作战，大家搞不同的问题，何来带头人？即使是老师指导学生，老师也不能称之为带头人，老师只是起辅导、引导作用，学生的成果仍旧是自己的创新。如果是学者群体攻克一个工程，则其总指挥也不叫带头人，只是一个协调人，后勤部长。至于跨世纪人才，更是莫名其妙。难道我们要把人才分为不跨世纪的与跨世纪的人才？长寿的就是人才？谁是人才难道是评审出来的？谁是人才难道是单位或行政部门评审出来的？本来评定和聘任教授就已经对人才作了基本的界定，现在又要在此基础上把教授分成跨世纪人才，不是画蛇添足、多此一举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一点人为的评审，多一点社会的评价呢？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，非要在根本无法操作的人的名分上费神费力呢？一个学者，你做出什么事，就给予什么奖励。比如可以授予国家奖章。但是我们不能你做出了什么事就给予你一个什么类似于爵位的头衔，比如学科带头人。你今天在某一学科上领先(假定可以认定)，可是你能领先多久？如果你只能领先一个月，而你的学科带头人名分要至少一年后才重新认定(事实上是三五年内不会重新认定)，那么这时的学科带头人不是违反事理吗？ 在学科前沿、在学术领域，对人的分级宜粗不宜细，对事的分级宜细不宜粗。笔者甚至想，也许今后连职称制度都会消亡，只有教师等职业资格制度存在。在一个高校，只有教师与非教师之分，教师也不分为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，因为经常会出现有些教授水平不如讲师、副教授，有些教师评上教授之后就不思进取，有些教师为了评上教授不择手段，这样就会出现报酬分配不公，因此为了避免这类错误，不如取消教师分级，不管什么教师，其报酬只取决于做了什么事，事做得怎么样。据笔者了解，在国际名牌大学，他们不以貌取人。比如，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如果讲课不受欢迎(学生打分)就取消其讲课资格，少讲课就少拿钱。实际上医师、律师就是如此。有了医师、律师执业资格后，根本不需要用人为方式再对其分出三六九等，市场自然对其分出三六九等。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公平竞争打破这种把人固化、进行封号的所谓秩序、所谓规范，打破封建的、准封建的等级制度。 与评选学科带头人、跨世纪人才相似的计划经济的做法还表现在“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”、“高校青年教师奖”的评选上。笔者看到的一份材料中讲，“根据某某部教人司200257号文件精神，2002年度‘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’申报工作开始，条件是主要为留学回国人员，一般应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，本校申报限额为5人”。笔者不解，既然是优秀青年教师，为什么还要对是否留学、是否有学位作出规定？优秀者是你干得如何，与出身有何关系？限额5名有什么科学依据？此类工作还需要用文件来指导？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文件吗？笔者看到的另一份同年3月5号发出的材料中讲，根据某某部教人司200260号文件，评选高校青年教师奖，条件是副教授以上，本校申报限额为4人，3月15日前报出拟申报项目的可行性论证。笔者以为，像这种评先进的事还是少做一些，要么与“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”合并，要么以教育与科研成果论英雄，如果是评选成果就应要么有硬杠杠，比如有发明专利，要么有社会公认的成果。首先进行自荐与他荐，为公正，应抛开单位而由全国的同行作民主认定。据统计，1999年底，高校拥有哲学教授1166人，经济学教授2576人，法学教授882人，农学教授1902人，教育学教授1519人，文学教授4632人，医学教授4984人，理学教授7850人，工学教授12886人。因此完全可以做到由全国同一学科全体教授(理学与工学再细分一下)民主评定。整个操作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，教育部负责监督。这样教育部既解脱又超脱，破除计划经济式的分指标层层上报评审做法，面向市场、面向社会公开操作。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主要是立规矩、查处违规者。 还需要指出的是，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的院士制度也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。这种院士制度是封建的爵位制度的翻版(几乎已公认，院士相当于副部级)，是行政干部终身制在学术领域中的克隆，是创新的障碍。现在，院士商品化、院士的贬值、评选院士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制度是利小于弊，使得我们的学者不再追求学术，而追求学帽、学衔。每当笔者看到近十多年来中国自然科学特等奖一直空缺，一等奖也少见，而我们的院士数量不断增加的时候，心情是沉重的。每当我看到一些单位、一些部门、一些省区为实现院士零的突破，为实现院士的更加年轻，为实现有女性的院士，为实现少数民族的人评上院士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只有苦笑。这种计划经济式的计划是可怕的，是反科学的。有了科技评奖制度，甚至国家科技大奖制度，还有必要设立院士制度吗？终身制的院士还能给人以创新的动力吗？笔者从没有听说发达国家中哪一个诺奖得主称自己是什么院士的。 中国学术界的诸多严重不正之风、大面积腐败的行为事实上源于我们的学术管理制度。当我们的学术管理制度设计出学科带头人、跨世纪人才、硕士生导师、博士生导师、院士、资深院士、首席教授、特聘教授、资深教授、成果主编(非职务)这样的座次、头衔时，求真求实必然让位于求假求虚求名，学术腐败是必然的！没有学术大师是必然的！没有诺奖得主是必然的！ 北京大学王选教授作为至今为止仅有的四名国家科技大奖的获得者，曾经说过，我能创造成果的时候没有院士头衔，现在我不能创造成果的时候却获得了院士头衔！这是令人深思的！如果保留院士制度，则不能再创造成果的人还有资格享有院士称号吗？为什么我们的院士能上不能下呢？为什么不能每两年更新淘汰20%呢？ (中国经济时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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